桑布伊就是有這份力道，很難用音樂的分類去講述。

這兩種人都會被指責為不事生產而只懂聚斂，一如號稱「此路是我開」的土匪要旅人留下買路財。若銀行與金融市場真的比以往有效率，那企業應該會愈來愈愛用它們的服務，而不再像以往那樣喜愛運用內部的保留盈餘來作為投資的資金。

事實上，政治家對於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反應是堅持各經濟體得指派更多「資本」進入私部門的銀行，並用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支持這些銀行，這當中趨近於零的利率就不說了，甚至央行還會大買政府公債或公司債來維持其高價。在一九七○年代之前，金融業都被認為是財富的流通者而非創造者，其從事的活動毫無生產力。傳統上，國民會計會指定一個價值給這些服務，但主張自由市場的批判者會抗議非經市場交易的商品與勞務，是由市場交易部門的生產者交叉補貼，而這會造成市場交易部門的價值流失，進而讓國民生產力遭到減損。這些銀行不但沒有縮小，而且還尾大不掉到可以在其無力償債與流動性枯竭的二○○八年，對政府頤指氣使地要求全面紓困在二○○八年之後，就跟發生在之前區域性的金融危機後一樣（如一九八二年與一九八三年襲捲拉丁美洲的金融風暴，以及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這類主張金融自由化的經濟學者都曾質疑金融業的鬆綁是否做得太過火？但他們最終的結論，總是千篇一律地認為解禁難免會讓金融業成長快一點，而開快車難免會讓行路顛簸一些，沒什麼大不了的。

在一九七○年代之前，金融業都被認為是財富的流通者而非創造者，其從事的活動毫無生產力。理論上假以時日，金融市場會透過效率的提升而取得成長，並在過程中犧牲掉銀行，主要是銀行的定位是在股債市場發展不健全且資訊不能自由流通的地方，讓資金可以從存款者流往借款者之間的平行管道。這正是因為「創新」與「保守」兩種傾向永遠是並存的。

這是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直是處在革命的狀態之中，和十八世紀末年的法國頗為相似。除了頭腦特別發熱的人以外，一般理智和情感比較平衡的人總不免對我們這個時代抱着複雜的矛盾感。但是這一風氣似乎是從西方學術界開始的，然後才傳回到中國的。」（企鵝叢書本，頁一○六）這是一位「保守」者強調「變革」的必要。

狄更斯如果生在今天，他的對比的詞語也許還要加上一句：這是創新的時代，也是保守的時代。這固然已受了西方文化的啟示，但其中也有傳統的因素。

輕者要「勞改」，重者可以處死。從歷史的影響來說，這種處理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公平，因為在最近七八十年中，「創新」的價值取向確已席捲了中國的知識界。革命可以說是創新的最高形式。戊戌變法時康有為上書光緒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

中國文化整體而論固較偏於保守，但孔子已說三代之禮雖相因而都各有「損益」。有啟蒙運動，而幾乎同時便開始了反啟蒙運動。「創新」和「保守」正是二十世紀中國人所最為關心的問題。以整個文化來說，也是一樣：有宗教革命，接着便有反宗教革命。

無論我們說「政治革命」、「宗教革命」、「工業革命」、或「科學革命」，我們所指的都不只是其激烈的變動過程，而是其全新的結果。在西方人眼光中，「創新」和「保守」毋寧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互倚關係，無論就個人或整個文化而言都是如此。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清代學人惲敬寫了一系列的〈三代因革論〉。

這真是價值偏向在中國史上所造成的最大悲劇了。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中、西兩方對於「創新」和「保守」一對觀念，是抱着不同的態度的。」狄更斯所刻劃的是法國大革命時代一般人的內心感受，但是也完全可以適用於現代的中國人。因此在革命時代，主張變革的人在價值取向上往往是偏在「創新」的一面，「保守」則成為他們嘲駡的對象。然而細加分析則「革命」者的思想中含有「保守」的成分。其實不但西方如此，中國文化傳統中也沒有把「創新」和「保守」看成勢不兩立的敵對價值。

所以有「因」有「革」乃是常態布爾克（Edmund Burke）是近代西方「保守主義」的先驅，但他在《法國革命的反思錄》那部名著中說：「一個國家若沒有改變的能力，也就不會有保守的能力。

馬克思是最徹底的「革命」思想家，但人人都知道他在思想上承繼了黑格爾的衣鉢。至於唱反調的保守人物，能够列名其間已屬不易，他們的思想則很難得到同情的瞭解。

這真是價值偏向在中國史上所造成的最大悲劇了。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

這固然已受了西方文化的啟示，但其中也有傳統的因素。我們面前好像樣樣都有，但又像一無所有。「創新」和「保守」當然是任何時代都並存的文化現象，不過在一個劇烈變動的歷史階段，如法國大革命時期或二十世紀的革命中國，兩者的對照更為突出、也更為強烈。從歷史的影響來說，這種處理當然也不是完全不公平，因為在最近七八十年中，「創新」的價值取向確已席捲了中國的知識界。

今天大陸上在「速變」、「全變」之後，竟有學人惋惜中國沒有走戊戌變法的漸進之路，而這一觀點還博得不少知識分子的同情，其道理正和康有為的先後矛盾是一樣的。這正是因為「創新」與「保守」兩種傾向永遠是並存的。

沒有這種能力，它將不免冒着一種危險：即失去其體制中它所最想保存的部分。在西方人眼光中，「創新」和「保守」毋寧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互倚關係，無論就個人或整個文化而言都是如此。

除了頭腦特別發熱的人以外，一般理智和情感比較平衡的人總不免對我們這個時代抱着複雜的矛盾感。戊戌變法時康有為上書光緒說：「守舊不可，必當變法。

我們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但也可能很快便入地獄。等到民國初年，他重回到思想家的地位時，他卻要說：「利不十，不變法」了。」相反地，矛和盾也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人的胸頭。在西方文化史上，一般人對這兩種相反的發展是同等加以重視的。

西方人並不把這兩者看作「善」與「惡」或「好」與「壞」那種不能共存的敵對關係。西方的「容忍」觀念最初起於新教和舊教之間的爭持、教會和俗世思想之間的衝突，最後則成為俗世社會中一項最高的原則。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因為二十世紀的中國一直是處在革命的狀態之中，和十八世紀末年的法國頗為相似。

（〈中國還魂論〉）這不是單純的先後矛盾，而是急功近利的政治觀點和長治久安的文化觀點之間的衝突。二十世紀中國的思想狀態大致正是這樣。